日常加班推動了中華遺囑庫的發展

年輕人走進中華遺囑庫的理由五花八門。有人是因爲聽說昨天還在聊天的朋友，出國旅遊時出意外，死于交通事故。有人在坐飛機遇上氣流颠簸時，想起保險沒買夠，也還沒立遺囑。2021 年的前 4 個月裏，和猝死有關的話題上了 21 次微博熱搜。中華遺囑庫廣東登記中心的楊穎儀見過一些在瘋狂加班時想立遺囑的 “90 後”，他們會談起深夜時若隐若現的心悸。

《中華遺囑庫白皮書（2020 年度）》顯示，截至 2020 年底，在中華遺囑庫訂立遺囑的人中，有 40.03% 年齡在 40 歲以下。其中有 553 個 “90 後”，在這裏梳理自己還不到人類平均壽命一半的人生。

越來越多年輕人希望，如果意外到來自己能有所準備。豆瓣網上，“你想在葬禮上放誰的音樂” 這一話題下，2592 個人或戲谑或嚴肅地給自己的葬禮定調。另一個有關悼文的話題獲得了 227 萬次浏覽，目前還不斷有新的人湧入，在這裏留下對人生的總結。

對于不少年輕人來說，立遺囑是他們人生長河裏波瀾不驚的一段。中華遺囑庫的接待員見過一位 26 歲女生，在等待立遺囑時迅速掏出電腦，開始噼裏啪啦地辦公。他們也見過 29 歲的互聯網工作者，在趕高鐵的路上用視頻通話确認了所有環節。屏幕裏，他在公交上被擠得搖搖晃晃。

中華遺囑庫上海登記中心的田豔發現，年輕客戶把立遺囑當作人生規劃的一部分，既然遲早要做，不如把這一步提前。

“你就直接說我死了”

在中華遺囑庫工作久了，田豔習慣把話說得委婉些。“萬一，我說萬一哈，您百年之後”，她總是這樣說。但這樣的話有時會被年輕人打斷，“你就直接說我死了”。有人形容來這裏辦遺囑 “就像是去銀行辦張卡”。

中華遺囑庫 2013 年成立，到 2020 年底，這裏已接收 19 萬餘份遺囑。立遺囑人最快 40 分鍾就能完成所有環節，拿到一張身份證大小的遺囑證。

中華遺囑庫的遺囑證樣本。受訪者供圖

想讓遺囑具有法律效力，需要用嚴肅冰冷的 “法言法語”，對立遺囑人的資産做分配。在中華遺囑庫完成登記後，立遺囑人也可以選擇性地進行 “情感錄像” 和 “幸福留言”，把遺囑之外的話錄成視頻，或者寫成一封信。

在錄像鏡頭前，遺囑庫的接待員們很少見過語調沉重的年輕人，“有些像拍短視頻一樣輕松”。他們有的安排起自己的葬禮和遺體捐獻事宜，說 “把我的骨灰灑向我家鄉的那條小河”；有的爲了不讓将來看視頻的人難過，還會開起玩笑說 “記得多燒點錢給我用啊”。

律所和公證處也是訂立遺囑的有效渠道。北京市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韓骁是個 “70 後”，剛開始接觸咨詢遺囑訂立的年輕人，他有些驚訝，他的同齡人隻有身體出了大問題才會考慮立遺囑。但在過去一年裏，他見過 15 個前來咨詢的 “90 後”“00 後”，在他看來，這是 10 年前不可能出現的。

還有些沒有走進公證處、律所或中華遺囑庫的年輕人，在自己熟悉的角落安排好了死後的事。對資産的分配和最重要的叮囑或被記在日記本的一頁，或被藏進電腦裏的一個加密文檔，有時候，也會被隐匿在用虛拟 ID 發表的一條動态裏。内容可能不那麽成熟，也不夠規範，但足以在有需要的時候讓身邊人知道該怎麽做。

29 歲的孫頌在一次出差時，匆忙把遺囑記在了 A4 開的日程本上。兩年前，孫頌目睹和自己年齡一樣大的朋友突發心腦血管疾病離世，“當時是把自己代入躺着的那個人，而不是站在旁邊哭的人。” 事後一次出差，坐在賓館的房間裏，她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趕在第二天出發前落筆完成，心裏的石頭落了地。

她覺得死亡是件無法躲避和預料的事，“它是進行時，不是将來時。” 她在防身軟件裏存了三個緊急聯系人：本地的同事，表姐和異地的閨蜜，危機情況下軟件能給她們發送定位信息。

對孫頌來說，死亡是白色的。更确切地說，是閉上眼面對陽光時眼前出現的顔色。那是她在一次生病昏厥時的記憶，她覺得那一刻自己離死亡隻差一點點。

比孫頌小 10 歲的一位大一學.生把立遺囑當成 “旅行前要準備護照、做攻略”。去年她在瑞士上學，被診斷是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那時她無法回國，沒有食欲，情緒失控。回國後，她開始把放不下的事兒零星地寫進手機備忘錄。

她認爲死亡不代表終結，葬禮是一個人的 “畢業典禮”，是慶祝一個人完成了一輩子的任務。自己的葬禮上，她希望來賓都穿着彩色的衣服，再請個 DJ，要把氣氛搞得像個派對。

“不提前交代清楚，要是出意外多憋屈啊”

韓骁見過想用遺囑迎接自己 18 歲到來的大一學.生。那位學.生沒有什麽積蓄，但咨詢時鄭重強調把一個紀念品送給朋友，“這對他意義很大，他覺得自己終于是個獨立個體了。”

在知乎上，有人提問 “如何看待立遺囑趨向年輕化，00 後已開始立遺囑”，一位網友寫下自己的答案，“不提前交代清楚，要是出意外多憋屈啊”。

雖然遺囑無法完全操控身後事的走向，但孫頌覺得那是代替自己說話的嘴，别人不用去猜她心裏的想法。“你們可以不按照我寫的演，但是故事結局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她怕自己珍貴的東西被錯誤對待。兩年前她那位突發心腦血管疾病離世的那個朋友愛書如命，把大量時間和金錢放在淘舊書上。每在舊書網站淘到一本絕版書，會興奮地跟周圍好友炫耀。但朋友的父母并不知道，孫頌在朋友圈看到被帶回的遺物，那些寶貝不在裏面，“很可能是被賣掉了”。

想到自己的身後事時，孫頌放不下朋友們當作禮物送給她的書。書上寫有她的閱讀心情，她想把它們歸還給送禮物的人。其中有從小學就跟着她的中藥詞典和古詩詞詞典，兩套書一共四冊，很沉，每次搬家都會被放在看得到的地方。送出這套書的發小還沒結婚，如果發生意外，她想用自己的方式 “到場”，于是在遺囑裏分了一部分财産給發小做結婚禮金。

遺囑庫接待員們見過不少離異家庭的獨生子女，有人從小被父親虐待，長大了父親還不時找他要錢；有人由父母中的一方養大，根本沒見過另一方。遺囑裏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守護放心不下的人。中華遺囑庫廣東登記中心的湯婷婷見過有人剛買了房子就來立遺囑，“想保護我媽，不想讓我爸撿便宜。”

除了父母，對于沒有成家的 “90 後”“00 後” 獨生子女，遺囑裏繼承人那欄出現的名字可能會出乎父母的意料：有把自己當親生孩子對待的阿姨，有初中時帶自己走出自卑的初戀，甚至還有遊戲裏一起浴血奮戰的網友。

韓骁發現，40 歲以上的人大多圍着家庭轉，而在網絡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社會化程度更高，“這幫孩子也更自我，不會被傳統觀念束縛”。

26 歲的高雪接待過情感天平向朋友傾斜的年輕人。高雪很能理解他們。她的父母自幼很少在家，很多親戚幫忙照看過自己，情感上的缺口是朋友補上的。

一位大四的學.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她還在咨詢階段，準備立遺囑時把沒有注明受益人的保單和存款的一部分留給自己高中的朋友。高三她經常因爲壓力大生病發燒，去醫院前，朋友會從樓上飛奔下來，把寫着鼓勵的紙條塞給她。

她住院的時候，父母忙于工作隔幾天才會來照顧。一個人躺在病床上，朋友會跟她打電話發微信，聊學習也聊生活。“有時翻翻她給我的紙條，心裏就會輕松很多”，這些紙條現在還躺在她卧室的抽屜裏。

26 歲的張辰把遺囑留在自己的知乎專欄裏。她的夢想是去非洲做野生動物保護，而母親的所有夢想都圍繞着張辰，這讓她很不放心。她的父母在她高中時離婚了，離婚前張辰形容母親是 “以夫爲天的小女人”，離婚後張辰就是母親的天。

她自己不想活得憋屈，更不希望母親爲了自己活得憋屈。母親會時常談起給她買的保險和對她後半生的規劃，“好像現在賺的每一毛錢都要給我養老”。

張辰性格跟母親截然不同，她的格言是 “今朝有酒今朝醉”。她不指望母親能理解她的所有主張，包括正視死亡，包括不婚不育。遺囑裏有留給母親的一本書 ——《相約星期二》，她最喜歡書中莫裏教授面對死亡倒計時的從容，她叮囑母親 “一定要逐字逐句仔細看”。

她還用嚴肅的口吻加上了一句教導，“這個世界上最需要你負責的人就是你自己”。

“就是爲了每天活得更有意義”

在知乎上有人問，“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立遺囑，是因爲懼怕死亡嗎？”

回答裏，年輕人們說這和怕死沒關系。有人在準備好的小冊子裏不斷記下想安排的事兒，并下載了倒計時軟件，看着離 60 歲的日子越來越近，“不爲什麽，就爲了每天活得更有意義。”

中華遺囑庫北京登記中心的崔文姬見過一個 “90 後” 男生，習慣于每五年就記錄一次家庭和财産變動。

崔文姬自己，也在 25 歲生日那天立下遺囑，對她來說，遺囑是 “對當下人生階段的安排”。

29 歲的王麗在婚禮後來到中華遺囑庫北京登記中心訂立遺囑， 她把立遺囑比成股市裏預防爆倉做的風險對沖，“隻要我意識到的風險，就提前規避，不想自己太被動。”

她追求對生活的掌控感。出門前，她會把家裏所有門鎖上，并且反複檢查。她很愛幹淨，客人進門前，鞋套和杯子一定會提前準備好。

雖然還沒有孩子，她在遺囑裏寫的很清楚，隻有老公繼續照顧父母，父母繼續愛戴女婿，他們把未來的孩子照顧好，才能拿到錢。這是她維持家庭和睦的方式。

她給未來的孩子準備好了基金賬戶，以後還打算細化孩子繼承财産的條件，把家風傳遞下去。她覺得讓孩子們繼承家風要用利益引領，光動動嘴那叫遺訓，“沒人會認真聽”。

和王麗同齡的一位青島女孩則更想抓住眼前的生活。2019 年她被查出膀胱癌早期，沒确診之前以爲自己 “快挂了”。之前她整日整夜爲如何在大城市買房焦慮，治療結束後她立好遺囑，回到家鄉，每天都向母親分享自己的心情。除了和前男友有關的事情外，她和母親無話不談。

崔文姬見過更年輕的咨詢者們，他們沒什麽财産，但想用遺囑剖白自己的情感。她推薦他們使用微信小程序立下一份遺囑。微信遺囑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無法安排财産分配等問題。但人們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裏裏吐露心聲，并指定送達給對方的時間。

2020 年中華遺囑庫收到的 7 萬份微信遺囑，66.1% 來自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今年 3、4 月份是微信遺囑出庫的小高峰，不少 “00 後” 督促一年後的自己，如果能挺過疫情，就去找那個人告白。

有人在立遺囑時才意識到自己有太多話沒有說出口。一位 26 歲的年輕女生在中華遺囑庫廣東登記中心立下了遺囑，她把大部分财産留給哥哥。四年前這位女生大學畢業時父親因爲酗酒而胃出血，有着穩定崗位的哥哥主動從廣州回湛江照顧父親。周圍人都說女孩子 “不用那麽厲害”“差不多就可以了”，但哥哥成全了她在大城市發展的夢想。

作爲公司活動策劃團隊的負責人，她白天有時忙到吃不上飯，淩晨回到家倒頭就睡。“我不是一個體貼的小棉襖”，對哥哥她習慣 “有事兒就說事兒”。

打給家人的電話裏，她一般用最簡短的句子報平安，“我很想你” 這四個字不可能從她嘴裏說出來。在錄像裏她第一次直接地表達情感：“我一直都很愛你們，隻是沒有說出口。我會堅持用行動證明，你們總有一天會知道的。”

她發現把這些話說出口 “很舒服”，打算以後延長給家人打電話的時間。

女生拿到紙質遺囑證後的朋友圈。受訪者供圖

還有年輕人會在立遺囑時關注死亡的質量，“生前預囑”“意定監護”“器官捐獻” 這些詞也會出現在遺囑咨詢裏。當然，并不是所有要求都可以通過遺囑實現。遺囑在被繼承人死後才能生效，“生前預囑” 和 “意定監護” 不能寫進遺囑。而從被繼承人死亡到繼承人取出遺囑的間隔較長，器官無法被及時處理。

一位熟悉财産繼承領域的律師提醒年輕人要警惕 “火鍋思維”，即想用一個文件 “一網打盡”。“年輕人不應該爲了趕時髦去立遺囑，而是要判斷自己寫的是否符合形式要件，并且咨詢清楚‘生前預囑’、‘意定監護’各自需要的具體手續。”

孫頌覺得立遺囑本身并不是 “趕時髦”，事實上它長期被太多人忽略，“應該像穿壽衣壽鞋一樣正常。活着的人能得到平和，自己死前最後一刻也能得到安詳和從容。”

知乎問題下，有人質疑年輕人立遺囑的多變性和不成熟。30 歲的李苗在回答裏反駁，立遺囑是一個持續動态的過程。她從十幾歲開始，每年生日都會更新遺囑，“也是一種辭舊迎新”。

從年少時收進鐵盒裏洋洋灑灑的幾頁紙，到現在微信收藏裏短短幾句話，她在遺囑裏重新認識自己。十幾封遺書裝着她的人生複盤，“立遺囑時你才會發現很多都是身外物。你會意識到什麽東西才是當下最重要的。”

年輕人走進中華遺囑庫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楊穎儀觀察過，他們走出門前，都會呼出長長的一口氣。這是她成就感的來源，自己在按下手印後也真切感受過，“一瞬間整個人都放松了”。

（文中孫頌、張辰、王麗、李苗爲化名）

來源：冰點周刊